區域生態相對完整、面積足夠大、覆蓋多種保護對象，是自然保護區有效呵護自然生態的前提條件，因此，一些散布在自然區域內的村落、耕地等，也可能被劃入保護區，成為其社區。在編制自然保護區規劃或考察評估其管理工作時，區社關系、社區發展始終是重要內容。近年來，由自然保護區并轉的國家公園，也基本延續了這種情況。例如，《福建省武夷山國家公園條例》明確提出要“統籌處理生態保護與原住居民生產生活的關系”，并加大對原住居民“綠色產業發展的財政投入”。公園管理局還設有協調部，負責“區內有關群眾工作”“促進社區發展與產業優化”等。

然而，在自然保護區的社會性話語中，傳統社區卻常常被賦予負面形象。一些人批評保護區劃建工作粗糙、簡單、不科學，沒有把社區剔除在外；區外一些開發建設項目強勢進入保護區，加大了保護管理壓力，亦可能陰差陽錯劍指社區，因此會出現要求搬遷社區的聲音。

其實，在自然—經濟—社會復合生態系統背景下，自然保護區存在社區有其客觀性。首先，偏遠村落多與自然區域交錯共存，有的歷史久遠，已經成為區域生態系統多樣性的一部分，保護區難以將其區隔在外。例如，虎豹是兇猛動物，但東北虎豹國家公園琿春片區仍有29個自然村屯近萬人口，可見在有人區域創建無人區絕非易事。其次，傳統社區與保護區工作重點方向一致性較好，特別是有些野生動植物的保護工作與當地社區密不可分，如陜西洋縣姚家溝村是殘存7只朱鹮的最后家園，建立朱鹮保護區不可能把姚家溝村排除在外。此外，許多鳥類和野生動物都有在農田覓食的習性，因此一些保護區會就近納入相連耕地片區。例如，西藏雅魯藏布江中游河谷黑頸鶴自然保護區就以廣袤農田著稱，貴州、云南的黑頸鶴類保護區也有類似情況，實踐證明保護社區傳統農耕體系對保護野生動物至關重要。

那么，社區的存在是否會影響保護區效果？這需要辯證看待。社區意味著人類活動，對保護當然有影響，但社區地域固定，生產生活方式傳統，自然生態也有韌性承受低密度影響。過去迫于生計，社區可能有墾荒、砍柴、挖藥材等行為，但現在這種壓力已基本消失，一些社區人口在減少，耕地在撂荒，產業走向綠色化，對保護的不利影響也在減少。特別是社區的鮮明特征就是注重與自然共生，很多自然保護區的底子都是當地代代相傳保護下來的。例如，貴州雷公山保護區的格頭村有400年歷史，寨子周圍森林茂盛、古樹參天，我國面積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千年禿杉林就在這個村。今天，社區依然是自然保護區最可靠的同盟軍，將他們的村落、農田、林木等一并劃入保護區，有助于提升保護功能、發揮在地優勢參與保護、為保護區管理提供支持、第一時間應對突發情況等，對保護區的影響更多是正面的、積極的。

此外，自然保護區是否限制了社區的發展呢？在初創時期，由于互不了解、適應性差，區社矛盾可能比較多。但隨著實踐經驗的積累、保護理念的提升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入推進，社區得到了較好的發展，比如保護區社區發展項目、重點生態功能區財政轉移支付、生態補償政策等，社區也逐漸成為人們的向往之地，來此游憩、觀鳥、品嘗天然食物、體驗自然美好的游客越來越多。河南董寨自然保護區內50個自然村的兩萬多名居民，依托鳥導、農家樂、民宿、生態種植等，推動了當地經濟發展，自然保護區融合鄉村振興的潛力初顯。朱鹮之鄉陜西洋縣，截至2023年底認證水稻等朱鹮覓食地有機種植面積17.68萬畝，農產品加工制造業認證有機產品十五大類113種，首批榮獲“國家有機產品認證示范區”稱號。

綜上所述，自然保護區存在低密度人類活動的傳統社區，雖與“自然”有所不符，可也算自然而然。二者擁有共同的地理空間、生態系統基礎和文化背景，相互融合，近距離示范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生態環境部印發的《美麗鄉村建設實施方案》總體要求中提到：加強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統籌鄉村生態振興和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建設村莊干凈整潔、農業綠色低碳、生態環境優美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鄉村，形成山清水秀、天藍地綠、村美人和的新時代“富春山居圖”。這正是自然保護區及其社區的目標，也是當前許多自然保護區的基本寫照。

設立自然保護區的目標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因此，為了穩步推進、發展壯大保護區事業，有關各界要更加積極地看待自然保護區的傳統社區，承認他們對保護區的不可分割性，不因保護而搬遷社區或調整保護區，撕裂人與自然的既有和諧關系。同時，保障社區與保護方向一致性的發展權利，特許經營的生態容量應優先偏向社區，大力支持社區建設美麗鄉村。

來 源 | 中國環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