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扎米特-露西亞博士提出“另類”保護觀
——保護焦點應該從自然轉向人

    保護是一種文化概念和一套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應該在與維護健康運行的自然世界多種效益相一致的文化框架下，將關注焦點轉向改善人們的生活。——喬·扎米特-露西亞

    為什么保護總是聚焦于“自然”，而不是人？保護焦點有必要從“自然”轉向人嗎？保護問題獨立專家、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總干事特別顧問喬·扎米特-露西亞博士在世界自然保護聯盟教育與信息交流委員會網站上撰文稱，如果保護要持續并盡快實現目標，人們就必須將關注的焦點從自然轉向人。

    其實，如果我們拋開冠冕堂皇的保護大道理來看，保護的主體是人，保護要靠人去執行，保護的目的也是為了人類——保護的關注點自然應該是人。遺憾的是，在目前的實踐中，人們往往將關注點集中于自然，而忽略了人。

    在10月17日由中國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和聯合國駐華系統聯合主辦的“2011全球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海倫·克拉克說：“今年國際消除貧困日的主題是‘從貧窮向可持續發展：人是包容性發展的中心’。這提醒我們發展的根本目標是致力于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因此，我們必須采取一種新的發展思維與模式，更加著重于發展的質量，并認識到人類發展過程中減貧工作具有復雜性和多重維度。”

    露西亞博士在他的文章中提到這么一件事兒：幾年前，他的一位在馬達加斯加從事保護項目的朋友遇到一件很困惑的事——當地人似乎并不著力于可持續利用當地的森林資源。人們對此的解釋是，當地文化根植于過去而很少有規劃未來的概念。

這件事強調了保護的現實。成功的保護必須能充分了解人的行為，其中包括怎樣在多樣性熱點地區謀求生計，發展中國家消費者的消費活動，企業、工業界和全球商人的投資選擇，地區和國際水平上的決策等。確實，當馬達加斯加的保護小組收獲了大量關于生物學、瀕危物種和生態學的知識時，他們對人們行為的了解，包括文化、經濟、企業管理或政策的了解并不多。這樣的保護怎么可能從根本上實現目標呢？

因此，露西亞博士認為，上述情況其實正是保護工作所面臨的困境。成功的保護應該充分考慮人類的行為和需求，考慮人類在政治、工業、社區和個體水平上的行為。

露西亞博士說，然而，大多數在保護社區內積累的專業知識卻不是關于人類行為的知識，而主要是“自然”，是關于自然的專門技能和自然基礎科學。雖然這些專門技能對保護的成功很重要，但卻不足以支撐起成功的保護事業。具備認識個人和社區的能力，并關注個人和社區的行為，用與保護目標相協調的方式來改善人們的生活，同樣非常重要。

露西亞博士表示，今天的保護文化和辭藻主要聚焦于自然及其保護。這種文化起到的是將人與自然對立或分隔開來的負面甚至于是毀滅性的作用——自然被作為一個人們試圖去保護的爛漫的理想對象，人卻是破壞田園生活的闖入者。粗略算來，大概有80%-90%的與保護相關的出版物都將人刻畫成了為其自身的經濟活動而毀滅性地影響自然的負面形象。

他建議人們改變心態和方法，將人放在保護的第一位。人應該成為保護的中心和保護項目的中心。

“我們應該停止告訴每一個人，他們因為研究發展問題或自我實現或他們想改善他們的生活或享受他們的消費——正如我們每個人一樣——甚至于鼓吹保護的人也一樣，他們就是壞人。”

每一個保護戰略或項目都應該問這樣的問題：我們怎樣才能通過這項工作改善人們的生活？而且在這里，改善不應該被定義為狹隘的經濟術語。有許多非金融的方法同樣能改善人們的生活，如：給予人們自豪感和成功感，開創共享目標的社區意識，提供審美和娛樂效益，等等。

露西亞博士說，我們應該將認識人的行為動力和具備考慮人們行為的專業知識，作為保護戰略和行動的核心。

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人們就業機會、生計、生活、生產與服務等各個方面，是由工業界和商業界提供的。在過去150年內，工業化極大地改善了人們的生活質量，而且大多數人依然認為工業發展最可能滿足他們的愿望。不幸的是，工業化也導致了我們今天試圖減緩和阻止的環境退化。

因此，保護議程如果沒有工業界的參與，就不可能達成。工業界有資源、專業知識和政治影響力，如果能夠很好地關注他們的聲音，就能實現我們所尋求的行為改變。事實已經證明，工業界能夠在廣泛的范圍內改變人們的行為，從個人消費到最高水平的政治決策。

在實踐中，如果沒有工業界的參與，我們就很難達成保護目標。從可替代能源的開發，到尋求森林可持續管理，到改變消費行為，都依賴于工業的不同領域，工業界能提供就業機會，滿足人們的合法需求。

保護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保護自然的任務，或利用拯救星球一類的冠冕堂皇的口號以及“生物多樣性”、“生態服務功能”這類普通人不懂也不關心的詞匯進行的說教。保護也不僅僅局限于科學和技術領域。

保護要取得成功，取決于人的行為。正如保護是生物學和生態學一樣，保護也是社會學、心理學、文化研究和人文科學；正如保護是關于氣候科學一樣，保護也是政治學；正如保護是非政府組織事業和慈善事業一樣，保護也是工業、金融和經濟；正如保護是關乎自然一樣，保護也關乎人。保護應該是人們愿望的實現和改善，而不是內疚和苦行。

我們已經有了“生物多樣性年”、“森林年”，下一步，我們是否應該設立一個“人類年”？露西亞博士的反問值得大家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