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態旅游發展與展望之二：

發展成效與成功經驗

生態旅游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有效載體和重要抓手，是構建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發展低碳經濟的最佳方式和重要途徑，是建設健康中國、美麗中國，實現中國夢的有力支撐和重要內容。生態旅游是以可持續發展為理念，以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為準則，以保護生態環境為前提，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和與之共生的人文生態，開展生態體驗、生態認知、生態教育并獲得身心愉悅的旅游方式。進入20世紀60年代，發達國家全面反思工業革命帶來的全球性環境問題。在“綠色浪潮”和“環境意識覺醒”的影響下，“生態旅游”的思想開始萌芽，后來經過近20年的探索和醞釀，“生態旅游”在20世紀80年代應運而生。1983年，墨西哥學者H.Ceballos-Lascurain首先創造性地提出“生態旅游”一詞，之后在世界范圍內廣泛討論并流行開來。最初生態旅游之所以得到關注，是因為人們注意到作為利用對象的生態旅游資源需要保護，同時環境教育的側重點需要轉移，而且客觀上社區可持續發展也需要生態旅游的介入。目前，世界范圍內的生態旅游正在穩步發展，據國際生態旅游協會（TIES）的測算，生態旅游收入在以每年10%-12%的速度快速增長。我國生態旅游的發展幾乎與國際同步，已經形成了許多獨特的經驗和模式，值得總結和推廣，很多成果具有國際代表性。毫無疑問，中國生態旅游的發展總的情況是發展很快、成績很大，雖然還存在一些不足和問題，但是前景光明。本部分以中國生態旅游的發展成效與成功經驗來進行總結和闡述。

1發展成效

1.1與生態旅游相關的研究理論得到深化

伴隨著生態旅游的發展，在從理念引進到消化吸收的過程中，生態旅游相關理論得以深化。（1）基于生態系統服務的復合生態系統理論。復合生態系統是由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和自然條件共同組合而成的生態功能統一體。復合生態系統理論把生態系統所涉及的經濟、社會和生態問題都有機地聯系了起來，這就為人們從更大的系統和更綜合的角度研究生態旅游搭建了理想的理論平臺。（2）基于生態基礎設施的景觀生態學理論。生態基礎設施（EI）最初是指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所依賴的自然系統，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續地獲得自然服務（natures services）的基礎，這里所說的生態服務包括提供新鮮空氣、食物、體育、游憩、安全庇護以及審美和教育等等。它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務的城市綠地系統、林業及農業系統、自然保護地系統，并進一步可以擴展到以自然為背景的文化遺產網絡，從而與生態旅游建立一定的聯系。生態基礎設施與景觀生態學相關聯，作為生態系統管理途徑之一，發揮生態基礎設施的生態旅游服務功能，可望成為今后的研究熱點。（3）基于生態旅游容量的生態承載力理論。生態承載力是在一定時間、一定空間范圍內，生態系統在自我調節以及人類積極作用下健康、有序地發展，生態系統所能支持的資源消耗和環境納污程度，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強度和一定消費水平的人口數量。通過生態承載力的計算，可以制定區域復合生態系統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提出對生態旅游區建設的相關要求。（4）基于可持續旅游的可持續發展理論。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動態過程，它要求在不同的區域內，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生態環境保持協調，其經濟增長、社會穩定發展要建立在有效控制人口增長、合理利用自然資源、逐漸改善環境質量并保持良性發展的基礎上，同時促進不同類型地區的協調與均衡，縮小區際發展水平的差距。可持續旅游必須置于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之下才能得以實現。（5）基于社區參與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在生態旅游管理中，單靠政府的方針政策，甚至市場以至技術上的措施是不夠的。更強調政府（行政部門）、旅游經營者、旅游者、當地居民、研究者等各個利益相關者價值觀的相互交織、碰撞、磨合。同時，政府與市場提供一種平臺，以另一種身份來協調各主體之間的關系，以達成對話、協作和相互理解，最終走向生態旅游共治。（6）基于國際理念的生態旅游本土化理論。本土化的生態旅游只有密切聯系中西方在傳統文化、價值觀念、教育模式、旅游市場等差異性，在明確生態旅游的目標與理念的基礎上，積極探索并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路徑，才能實現中國的生態旅游健康發展。

1.2 生態旅游目的地體系基本形成

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與自然和諧相處，留下了寶貴的自然文化遺產。為了保護這些珍貴的自然文化遺產，中國政府于1956年在廣東先行建立了第一個自然保護區，此后，伴隨著自然保護區數量的逐年增多，政府各部門根據自身的業務分工和行業特點又相繼建立了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地質公園、濕地公園、水利風景區、海洋特別保護區（含海洋公園）、沙漠公園等不同類型的自然保護地。截至2014年底，中國已建立各種類型、不同級別的自然保護地8900多處，總面積約占陸地面積的18%。其中，國家級自然保護地已達2992處。上述這些各級各類自然保護地的遴選過程和準入標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相應的生態系統類型，也基本反映了其生態系統特征。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和本土特色的自然保護地體系。這些各級各類自然保護地作為生態旅游目的地，提供優質的生態旅游資源，為開展生態旅游提供了基礎條件。

中國自2013年提出“建立國家公園體制”以來，已相繼發布多個關于自然保護和國家公園體制建設的重要政策指導文件。其中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清晰指出，“建立國家公園體制。加強對重要生態系統的保護和永續利用，改革各部門分頭設置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文化自然遺產、地質公園、森林公園等的體制，對上述保護地進行功能重組，合理界定國家公園范圍。國家公園實行更加嚴格保護，除不損害生態系統的原住民生活生產設施改造和自然觀光科研教育旅游外，禁止其他開發建設，保護自然生態和自然文化遺產原真性、完整性”。可以看出，中國借開展國家公園試點的契機，最終目的是重組自然保護地體系，理順自然資源資產的管理體制，同時也為開展生態旅游提供了制度保障。

1.3相關法律法規納入生態旅游運營

政府層面制定的相關政策和法規在一定程度上為生態旅游的發展營造了良好的法律及政策環境。迄今為止，在我國涉及生態旅游中環境保護的法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對旅游活動行為進行規范的法律法規有《旅游法》、《旅游基本建設管理暫行辦法》、《旅行社管理條例》、《旅游安全管理暫行辦法》、《風景名勝區管理暫行條例》、《自然保護區條例》、《導游人員管理條例》等行政法規。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在國家現有法律的基礎上也相應地制定了加強旅游資源開發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法規及政策。

在此過程中，國務院在1999年發布了《全國生態環境建設規劃》。《規劃》指出，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保護和建設好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始終堅持的一項基本方針。國務院于2000年發布了《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綱要》，確立了生態保護與生態建設并重的基本原則。《綱要》從維護國家生態環境安全、促進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高度，提出了今后一段時間生態保護的目標和任務。《綱要》第17條還對旅游資源開發利用的生態環境保護做出了專門規定：“旅游資源的開發必須明確環境保護的目標與要求，確保旅游設施建設與自然景觀相協調。科學確定旅游區的游客容量，合理設計旅游線路，使旅游基礎設施建設與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相適應。加強自然景觀、景點的保護，限制對重要自然遺跡的旅游開發，從嚴控制重點風景名勝區的旅游開發，嚴格管制索道等旅游設施的建設規模與數量，對不符合規劃要求建設的設施要限期拆除。旅游區的污水、煙塵和生活垃圾處理，必須實現達標排放和科學處置”。國家環保總局于2004年在《關于加強資源開發生態環境保護監管工作的意見》中進一步強調了旅游資源開發項目的環評審查和生態環境監管重點是：必須有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和宣傳教育方案，旅游區內禁止建設破壞景觀資源的樓、堂、館、所；嚴格限制索道、滑車、旅游列車、娛樂城等建設；科學核定景區容量，做到“區內游，區外住”；禁止在自然保護區核心區、緩沖區內從事旅游開發，不得以開發為目的擅自把自然保護區核心區、緩沖區調整為實驗區。2015年環境保護部印發《生態保護紅線劃定技術指南》，指導各地組織開展本地區的生態保護紅線劃定工作。2016年環境保護部發布《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綱要》按照山水林田湖系統保護的要求，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通過強化生態監管、完善制度體系，促使生態空間得到保障、生態質量穩中有升、生態功能逐步改善，從而維護國家生態安全。上述法律法規為生態旅游的有效運營提供了現實依據。

1.4生態旅游管理體制得到完善

在我國，生態旅游的利益相關者主要為生態旅游者、當地社區、政府或行政機構和旅游經營者、其他產業部門以及NGO組織。生態旅游者是生態旅游活動的執行者，接受當地社區和生態旅游經營者的服務，在旅游地獲得期望的生態旅游體驗。生態旅游者是否能夠嚴格按照生態旅游原則進行旅游活動直接影響到生態旅游的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一旦某一區域變為生態旅游地，當地社區的自然環境、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將直接受到影響。實現區域的振興是（社區）生態旅游發展目標之一，同時也是生態旅游持續發展的保障。但是本身當地社區在各利益主體之中獲得利益的能力受到各方面的限制。生態旅游經營者是整個生態旅游產業鏈中關鍵一個環節。在生態旅游的發展中，旅游經營者需要獲得直接的經濟利益，但在實踐中往往忽視了其經濟利益是否可持續獲得這個關鍵問題。并且利益的實現需要一個大的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生態旅游在一個地區往往不是作為單一的經濟成分出現的，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依賴于經濟的多元化。在生態旅游管理框架中，有必要考慮其他產業部門如林、礦、牧、農、漁等的利益分配和關系協調。非政府組織也是生態旅游管理框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其訴求指向是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與智慧利用。

生態旅游產出的效益在各利益相關之間實現合理分配，是一個動態的作用過程。各利益相關者依賴各自掌握的資源，對其他各方施加作用，最終各取所需。處理各利益相關者之間作用關系是生態旅游管理的主要內容，也是關系其成敗的關鍵。利益分配的動態過程始終貫穿在生態旅游管理的框架之中，其中政府的協調與調控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生態旅游已成為實現生態保護、旅游發展、環境教育及社區發展等多重目標的一種最佳手段。

1.5生態旅游產業規模初步顯現

我國生態旅游資源稟賦豐富，開展生態旅游的潛力巨大，其產業規模和體量已初步顯現，并引領生態產業的全面發展。四川的經驗可以很好地說明這個問題。早在2003年四川省委省政府就發文責成林業部門發展生態旅游，省林業廳賦予省森林旅游服務中心專抓生態旅游，2006年起開始在全省范圍內先后開展紅葉指數、花卉指數和森林負離子指數監測和發布。2009年四川省成立生態旅游協會，旨在充分利用四川豐富的生態旅游資源，加大部門合作，互促共進，推進全省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旅游發展。同年，四川省林業廳聯合省旅游局開展了“全省林業生態旅游十佳縣、百佳鄉鎮”評選活動。在2012年，四川把全省的生態旅游節會活動納入林業主管部門審批事項，省委、省政府辦公廳印發關于《四川省節慶論壇展會活動管理實施細則（試行）》（川委辦[2014]6號），根據第四章第十六條規定：申請舉辦花卉（果類）、紅葉、大熊貓等生態旅游分會場活動的，由省林業主管部門統籌協調。同年，按照省政府《關于全面清理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的通知》（川府發[2014]35號），將四川花卉（果類）、紅葉、大熊貓等生態旅游節會和森林、濕地、鄉村生態旅游發展論壇納入林業部門內部審批事項。通過開展“四川花卉（果類）生態旅游節”、“四川紅葉生態旅游節”和舉辦“中國四川大熊貓國際生態旅游節”等活動，推動了全省生態旅游的蓬勃發展，并助力富民增收。同時，通過舉辦生態旅游發展暨森林公園建設推進會、新增國家級自然保護地、組織生態旅游發展論壇、評選“四川十大最美花卉觀賞地”、“四川最美杜鵑花觀賞地”、“四川果王子”等，先后成立生態旅游協會攝影分會、自駕自助游分會、藝術分會，極大地帶動了四川生態產業的全面發展。因此，通過開展生態旅游，可以促進生態產業的全面發展，從而實現生態產業、生態科技、生態工程以及生態產品等旅游價值的實現。

2成功經驗

生態旅游對實現自然保護、環境教育及社區發展等方面有著顯著影響。我國生態旅游發展至今，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經驗，其中3個方面最為顯著。

2.1作為生態保護的適用途徑

生態旅游既是對自然資源的一種合理利用方式，也是對生態系統的一種有效管理途徑。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千差萬別，這主要是基于人類觀察自然的角度各不相同。因此，相對人類而言有與人類關系較密切的自然和與人類關系較疏遠的自然之分。也就是說存在兩個“自然”，它們分別是按自然故有規律演化的第一自然和與人的活動密切相關的第二自然。第一自然是指未經人類改造的自然，即人類足跡未至的自然，目前保存下來的原始自然已十分稀少，對人類具有寶貴的價值；而第二自然是指在一定程度上經過人類改造的自然，這種次生自然必須在人類的影響下才能存在。從生物多樣性的觀點來看，第二自然自身不僅能容納固有的生物物種，而且作為眾多野生生物的生長、遷徙和棲息場所，它對野生生物的生存及物種延續具有與第一自然相似的固有價值。此外，從人類生存的角度看，第二自然與人類相鄰，它擁有促進人類健健康生存發展的作用，亦即作為生態資源的價值。近年來的環境保護運動不斷改變著人們對自然的進一步認識。最近較為常見理解是：自然已經帶有融入社會和物理環境兩個方面內容的“統合的自然”的特征，反映在人們對自然的認識已經擴展和深化為“自然與自然資源”、“自然生態系統”、“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等說法。由于自然具有文化屬性，現價段的自然保護已是文化性的自然保護。“自然保護”的英文表達起初是nature protection，于1956年以來逐漸開始使用nature conservation，從這種轉變中可以看出對自然“可持續利用（sustainable use）”與“智慧利用（wise use）”的思想，這也是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的解釋。無論是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都是生態旅游得以開展的基礎和前提。如果自然得不到保護，受到破壞甚至消失，生態旅游也便無從談起。

2.2作為環境教育的實用手段

環境教育為旅游者提供深度體驗的機會。為了使生態旅游者獲得深層次的旅游體驗，需要深入了解和把握旅游者的環境意識和旅游景區的環境特征，以便更好地實施環境教育。生態旅游不僅要承擔教育功能、體現教育效果，同時要借助環境教育設施、經過周密的環境設計和環境解說等環節而進行環境教育活動。

環境教育一詞最早出現在1947年，是全球環境問題和生態意識覺醒的產物。IUCN在1970年內華達會議上第一次對環境教育的定義作了闡釋，即環境教育是認識價值和澄清概念的過程，培養人們理解和評價人及其文化、生物物理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必需的態度和技能。197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指出環境教育就是達到環境保護目標的一種途徑，它不是科學或學習課程的一個分支，而是應該按照終身的原則來進行的整體教育。目前，正規學校環境教育已經從摸索階段逐步走向成熟，各類非正規環境教育的可行途徑和實施手段、方法的研究仍相對缺乏。然而，環境問題是社會問題，僅僅依靠學校教育是不夠的。生態旅游在全球范圍內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在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的廣泛開展，使得環境教育和生態旅游的結合成為必然趨勢。所以，在生態旅游運營過程中開展環境教育不但切實可行，也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目前人們已普遍認可與環境相關的教育包括三條核心線索，即“關于環境的教育，通過環境的教育，為了環境的教育”，這是當前比較盛行的環境教育模式。“關于環境的教育”是指人們獲得價值和知識所必需的知識；“通過環境的教育”強調人們在自然環境中通過參與活動獲得實際經驗和環境知識，從而影響其態度、轉變其觀念，最終轉變其行為；“為了環境的教育”是指環境教育的最終目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實現環境、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針對生態旅游的環境教育對象包括當地及周邊中小學、高校、游客、景區管理者和員工、當地居民和特許經營企業。其中，中小學生、高校和游客是重要環境教育對象。一般來說，環境教育產品以學生和游客為主要對象，以固定性的博物館、小型博物館、戶外解說與體驗設施如自導式解說和自然游樂場等為基礎，以靈活、移動性的印刷品、相關紀錄片和電子解說系統為支撐，以自然學校建設帶動生態旅游景區自然體驗活動和環境教育課程體系構建為手段，編制鄉土教材和科普讀物、開展環境解說人才培訓，從而形成完善的環境教育產品體系。目前，我國環境教育行業發展越來越快。隨著社會對全民環境素養要求的提升和生態旅游業迅速成長，參與到我國環境教育行業的機構越來越豐富，有企業的、私人的、各種基金會的等等，不僅是投資主體多元化，參與者背景也趨向多元化。

2.3作為社區參與的有效策略

社區參與的目標就是維持社區的可持續生計。生態旅游的核心內涵是通過對生態系統的保護性利用，使當地社區得到可持續發展：一方面，它要求在享受自然地同時保護自然，減少旅游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并為自然資源的保護提供資金；另一方面，它可為當地居民提供就業機會和獲得收入，提高整體生計水平。通過開展生態旅游，可以帶動當地社區相關產業的發展和多重經濟的繁榮，從而減輕社區居民對當地資源的依賴。通過扶持居民經營餐飲、住宿、交通、土特產品商鋪等旅游小型企業，培訓居民作為景區管理人員或從業人員，以及為其提供其它形式的就業機會，可以緩解管理者、當地政府和當地居民之間的緊張關系，減少沖突，從而實現多方共贏，推動當地社區的經濟發展和文化進步。

實踐活動表明，社區生態旅游作為一項生計策略已經產生了顯著的生計結果，但同時還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第一，收入水平增加。在生態旅游策略中，收入增加應該是對當地居民生計產生最顯著影響的方面，也是當地居民最為關注的內容；第二，福利水平提升。最顯著的結果是使居民的自豪感增強、社區環境更加優美、居民維權意識增強、素質和能力得到提高。當前，將生態旅游作為社區可持續生計策略時，還存在一些可能的限制因素。具體表現為：（1）缺少開展旅游業的資金。這主要體現在創業方面，無論是開辦農家院還是經營土特產品商店等，都需要一定的起步資金，而既無足夠的積蓄，又無外借的渠道，導致一些社區居民雖然有想法和打算，但由于缺少資金投入而不能付諸實施。（2）社區居民缺乏參與旅游所需的知識和技能。社區居民希望家庭成員中能夠有人從事旅游業，但從操作層面并不知該如何下手，對生態旅游的概念也不是很了解，甚至聞所未聞。（3）社區居民的社會資本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社區組織，因此社區組織的不健全或者失職將會導致農戶社會資本存量降低。很多社區尚沒有成立專門的生態旅游組織，這一點不利于支持當地居民從事生態旅游相關的活動。

摘自：《中國生態旅游發展報告》，科學出版社2018年出版。該書由中國生態文明研究與促進會生態旅游分會和中國生態學學會旅游生態專業委員會共同組織編撰。葉文、張玉鈞、李洪波任主編。

本部分執筆人：張玉鈞，中國社會科學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林業大學園林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