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流域文化，源遠流長。直到東晉，長年征戰，北方破敗不堪，人們只好向沒有戰火的“南蠻之地”遷移，這便是我國歷史上出現的一次民族大融合經濟格局大變化的“文化南移”現象，以致宋代文化中心由黃河中下游轉移到長江中下游。

書院發展也隨著這一格局的戲劇性變化而發展。我們可以看出來，長江流域的書院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高于黃河流域，此時長江流域書院達一千多所，形成了上將中上游四川盆地的巴蜀文化、長江中游漢江平原的荊楚文化、長江下游三角洲的吳越文化。

南方部族多，文化混雜，遠離朝廷，因此思想活躍，文化環境相對寬松。所以在后面的社會變革和歷史革命，我國南方城市要激進得多。從漢朝的王充、宋朝的范仲淹、明清的“實學四大家”顧炎武、黃宗羲、方以智、王夫之，再到魏源、毛澤東，都是南方新思想、新觀念的代表。維新思想在長江流域最突出的變化便是教育領域，“挽世變在人才，成人才在學術”，強烈要求廢科舉，興學校。長江中游推行新政最力的湖南在此時創辦了時務學堂。

長江流域自此形成了重視教化的風氣。有蜀郡守文翁的“仁愛好教化”，建立了我國最早的郡級官學；有劉表設官學，求儒士；有丹陽太守李忠“起學校，習禮容”；有會稽太守張霸提倡教化，“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

隋唐時期，南方尚文重教、重學問樂教化蔚為風氣。因此在沅陵，唐太宗剌建大唐龍興講寺。

關于龍興講寺，有這么一段描述：在古代，設立講堂講習學問，每所講堂，均有堂舍樹間，相當于學校的教室。《后漢書．明帝紀》載:"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后來佛家傳經說法的處所也稱講堂.北魏楊炫之《洛陽枷藍紀．建中寺》載：“以前廳為佛殿，后堂為講堂。”寺中講堂，主要由僧侶向佛學弟子或善男信女講解佛學經典。沅陵龍興講寺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即位稱帝第二年下旨修建的專門用于傳授佛學的寺院。專門用于傳授佛學的寺院。講寺之所以用龍興為名，是比喻帝王之業的興起。《尚書序》載：“漢室龍興，開設學校，九五飛龍在天，猶圣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由此可見，唐太宗敕建江南講寺并賜名龍興，是有其深刻政治含義的，是希望籍此通過佛法傳播，感化“判服無常”的西南群蠻，實現教化一方，穩定一方，進而達到穩固朝廷對江南的統治，使國家更好的集中力量鎮壓邊疆各民族和反唐勢力，保障大唐帝業迅速興起。不失為英明睿智之舉。龍興講寺也因此為唐代建筑最早的佛學書院，后來直到玄宗開元六年（718年），才建立麗正書院，725年更名集賢書院，比龍興講寺要晚建90年。以宋代著名的岳麓、白鹿、石鼓、應天四大書院之首的岳麓書院為例，它創建于宋開寶八年（973年），要比龍興講寺晚建345年。而在此之前，世界上還沒有發現建筑年代明顯早于岳麓書院的學院。

南方長江流域的重視教化和書院的發展，大大推動了文化發展。明代的教育，達到了中國古代教育最完善最成熟的高度，書院教育和私學以南方為發達，且深受生長并盛行于長江流域的陽明學派的影響！這就不難理解沅陵虎溪書院的歷史發展了。

關于沅陵虎溪書院也有詳實的歷史記載：明正德六年（1511）王陽明自龍場謫歸，道過辰州，喜人士樸茂，寓龍興講寺彌月，與武陵蔣信字道林者往來講論，題詠山水。進士唐愈賢從游，得聞致良知之學，士人興起。嘉靖二十三年（1544），陽明門人辰州郡丞徐珊與邑憲副王世隆建虎溪精舍。祠內石刻文成公像，橫額書公絕句。

隆慶中郡守徐延綬增置學舍。崇禎初，守道樊良樞拓舍宇，更名陽明書院。明末兵燹廢。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郡守遲瑞構數楹故址。雍正四年（1726）郡丞黃澍復修。十一年，沅陵知縣趙念增在其中設義塾，改為虎溪書院。后屢經修葺拓新為教學之所。民國時期，常年駐兵，房舍逐年頹毀。新中國建立后，1956年定為湖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后因長久失修而撤銷。1986年國家文物局資助，縣財政撥款，在原址仿原式建磚木結構房舍一棟，辟為縣博物館陳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