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保護區往往需要調整土地利用和管理方式，如何安置保護區內的原住民就成了重要而棘手的問題。自1872年美國建立黃石國家公園起，原住民經歷了排他式的“堡壘式保護”到參與式的社區保護的轉變。這個過程有哪些經驗教訓？對中國有何啟示？

布須曼人的血淚

上世紀90年代，博茲瓦納政府下令，驅逐卡拉哈里保護區里的土著居民布須曼人（Bushman）。諷刺的是，該保護區1961年建立時，初衷之一是保證布須曼人能延續數千年來的狩獵采集生活方式。三十年后，管理者發現保護區里的動物數量似乎下降了，便決定搬遷布須曼人，結果釀成了一場人道災難。背井離鄉的叢林人只能靠政府救濟過活，如果偷偷回家打獵，又會遭到保護區的懲罰。直到今日，布須曼人還在申請法律調解，爭取重歸故土。

布須曼人的遭遇絕非孤例。美國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成立時，定居其中的印第安部落也一度遭到了斥逐甚至殺害。為了保護老虎，印度政府遷移過一百多萬人。曾有統計稱，非洲的“保護區難民”竟有1400萬人之多。

布須曼人自給自足的捕獵倒是無傷大雅。影片《上帝也瘋狂》截圖。

非洲保護區的黑手段部分源于早期的歐洲殖民政權，種族主義傾向發揮了一定作用。其實，全球各地的政府都習慣以保護為借口，掠奪原住民的土地和自然資源。而保護界人士也曾持相似的立場。保護人士曾倡導“真荒野，無人煙”，認為人類是自然環境的直接威脅者，是保護地管理的障礙，必須清除出去。

但事實上，除了南極洲和深海世界，現存的荒野都有著動輒幾千年的人類居住史。當今的氣候變化、海洋酸化，使得地球每個角落都無一幸免地受到了人類活動的影響。

社區保護的源流

排他性的“堡壘式保護”（fortress conservation）漸漸遭到質疑，保護人士從偏激的理念中醒悟。原住民非但不會對自然資源構成威脅，可能還是可持續發展的踐行者。因其世居于此，更了解土地。

標志性的轉折發生在1975年的世界公園大會，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主辦的保護盛會，十年一屆。會議通過了一項議案，給予保護地內原住民應有的權利，使他們和政府在土地利用方式、開發、政策制定方面有更多商議和合作的空間。

發展到今天，幾乎所有的大型保護組織都制定了與原住民相關的策略。保護機構與保護地內的原住民合作，共同商議、設計保護項目，將其視作同事甚至是顧問。推動良好伙伴關系的同時，還發掘了更多更好的保護措施。這種形式，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社區保護”（community conservation）。

雖然傳統保護和新保護在許多方面意見不合（見上周推文《傳統保護的新形勢》），但在對待原住民的問題上，雙方難得地意見一致。關注物種和棲息地保護的傳統保護人士，也承認原住民在就地保護中不容忽視的作用。

比如，保護國際（CI）在建立之初主要關注生物多樣性保護，但在近十年轉型，探索從自然保護中獲益、進而促進保護的途徑。在印尼西巴布亞省的濱海地帶，CI支持當地社區建立自主管理的保護區，有效阻止了90%的非法捕撈活動，并吸引來大批潛水觀光客，為當地增加了收入。

與新保護類似，保護成效說服力不足，也是社區保護為人詬病的一點。除此之外，社區保護還面臨著一系列難題，包括有懷疑政府能力的嫌疑、難以達到預期經濟效益、與當地社區關系難以維系、涉及的物種范圍狹窄等。

土地所有權

原住民往往珍視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家園重如性命。然而，絕大多數原住民并沒有合法地擁有家園。保護人士敏感地察覺到，原有領土及領土權可以成為新的保護手段。

于是，很多保護機構宣傳原住民土地權的概念，幫助劃定原住民保護地的邊界并加以管理。或者，將生物多樣性高的保護地交給當地人管理，但仍尊重政府的意見。熟悉相關的法律條款后，當地社區能更積極有力地阻止砍伐、挖礦等活動。

但將保護責任全部交托出去也存在風險。當地社區最終可能會妥協，允許砍伐或采礦隊伍進駐自己的土地。此外，隨著人口增加，原住民也可能對環境造成嚴重影響。不過仍有人堅信，由于千百年來的文化傳統，原住民對砍伐或采礦的拒絕態度要比政府更堅定，原住民仍是生態系統的最佳守護者。

傳統保護方式一直被新派保護人士評價為“不近人情”。其實傳統保護方法并不是漠視人的需求，只是專注于保護一千多萬其它物種。時至今日，采掘業愈發進駐深山，掠奪越來越少的自然資源，保護機構和原住民逐漸形成共識：支持建立嚴格保護區，拒絕任何形式的開采、砍伐。

收益問題

利用傳統保護措施管理保護地，往往會對當地社區產生正面的影響。比如，為了凈化水質、保護濕地，環保機構會幫助當地合理管理牲畜、提高作物多樣性、加強基礎教育建設。最終，這些措施既維護了生態系統的健康，也改善了當地人的生活質量。

許多新保護項目的弊病是，在項目初期就給當地人這樣的信息：參與保護，你會更富有。然而現實往往很復雜，經濟效益回報極慢。希望落空的人們難免回歸原先的生活方式，繼續消耗自然資源。遇到誠心保護的原住民社區——真心守護寄托族群精神的土地，抑或只是希望自己對土地的管理方式能得到政府認可——絕對是保護機構的幸運。

社區保護還可能變成為攫取經濟利益的借口。有一種觀點認為，運動狩獵是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所謂保護方式。同樣是獵殺野生動物，本地農民只想保住自己的莊稼和人身安全，卻成了偷獵者；有錢的都市人為了享樂而打獵，反倒是支持了高尚的保護工作。

但也有觀點認為，在非洲，確實只有生態旅游才能保護野生動物。塞倫蓋提的良好管理，得益于成功的觀光旅游業，能獲得大量資金用于保護。盧旺達、烏干達的山地大猩猩觀光旅游也對大猩猩保護居功至偉。

狩獵觀光客在博茲瓦納獵得一頭非洲水牛。Global Hunting Resources。

塞倫蓋提國家公園的旅游觀光和保護區管理都是世界范例。blog.sina.com.cn/aesanoa。

完善的社區保護項目需要多領域專家的參與：生態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人類學，可能發生沖突的地區甚至需要外科專家。當然，項目設計和執行過程中，必須要有當地社區的參與。人需要自然，自然也需要人。原住民可能才是真正的保護專家。他們世代踐行保護，已有數世紀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