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治制度不同，中國的自然保護區建設與美國、日本、英國、德國等國家存在很大差異。中國的自然保護區設立絕大多數都是為了保護某種物種或生態系統，由政府提出并劃定一定區域進行保護，考慮最多的是保護對象的有效性保護，沒有過多考慮產權問題；而私有制為主體的資本主義國家，則首先要考慮保證產權所有者的權益，在征得所有者同意的前提下，或以購買方式來置換權益，實現對保護對象的保護目的。中國的自然保護區建設相對較晚，是國家為了保存生物物種或生態系統，搶救性劃定的一些區域，經過近40年來的過程才真正發展起來的。由于地域遼闊，資源類型和性質南北差異也很大：北方的森林以國有林為主，而南方集體林區的森林大多數屬于集體所有，且有很多森林資源已經劃分到私人名下管理和經營；東西差異也很大，地理條件決定了西部地廣人稀的局勢，而東部人口稠密，用于自然保護的土地非常寶貴。總之，北方的保護區內人口相對稀少，而南方的自然保護區與村鎮基本溶合相嵌；西部的保護區面積很大，生態系統相對完整，而東部的保護區面積較小，人為活動頻繁，生態系統功能較難保障。這就是中國自然保護區的現狀，因此，一把尺子，很難得將中國的保護區量到底。

依照國家意志，建立自然保護區是保護自然環境、保障國家生態安全最為有效的手段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第二條，定義自然保護區是“對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態系統、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的天然集中分布區、有特殊意義的自然遺跡等保護對象所在的陸地、陸地水體或者海域，依法劃出一定面積予以特殊保護和管理的區域”。第十一條規定，“其中在國內外有典型意義、在科學上有重大國際影響或者有特殊科學研究價值的自然保護區，列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除列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之外的，其他具有典型意義或者重要科學研究價值的自然保護區列為地方級自然保護區。”將自然保護區劃分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和地方各級自然保護區，也就是所說的采取分級管理。

1 保護與發展的關系

保護與發展之間是否真的就是一對不可以統一的矛盾呢？實際上，保護的目的也是為了發展，且是更好的發展。發展是一個動態過程，包含了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文化發展等諸多內容。由于所處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不同，對發展的要求也不同。比如中國，短短的幾十年間，主要社會矛盾就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已經不是吃得飽穿得曖那么簡單，除了物質需求外，還有更多的健康需求、精神需求、美學需求等，本身內含了對良好生態環境的需求。而“不平衡”、“不充分”就包括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間的不平衡問題。

當前經濟飛速發展正與環境惡化、生物多樣性銳減、生態系統受到嚴重威脅并存，以極高的相關性向兩個方向快速推進。不僅難以實現“美好生活的需要”，就連起碼的安全都難以保證。生態問題已經直接威脅到人們的正常生活，各種生態災難已經給人民生活帶來嚴重影響。環境惡化還帶來了糧食、水和空氣這些人類生存所必須的基本要素的安全問題。原來在吃不飽穿不曖的情況下，是“保護與生存”之間的矛盾，肯定要首先考慮生存。而當物質需要已經得到滿足后，現在的“保護與發展”之間的矛盾則又在向“生存與發展”轉變。

保護是基礎，在保護的前提下談發展，就必須要考慮平衡問題。要有一個度的控制，要充分考慮著眼點是在眼前還是長遠。建立自然保護區正是要在還沒有建立起平衡關系的前提下，用最直接最廉價的方法，在一定的區域內保存下來一些原生的自然生態系統，使之為今后的發展留有余地。自然保護區作為野生動植物主要避護所，承擔著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任，同時還提供清新空氣、清潔水源和美的享受。但是，生態資源是一個沒有嚴格外延限定的公共資源，往往享用者不用刻意付出，而付出者也并沒有得到更多回報。自然保護區建設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是有益的，但對當地社區經濟發展和生產生活行為始終存在著各種影響。

2貴州省自然保護區的發展狀況

貴州生態環境既良好也脆弱，生物多樣性豐富，目前所知有維管束植物259科1765屬8491種，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名錄（第一批）》的珍稀瀕危植物有74種，屬于國家Ⅰ級保護野生植物有銀杏、銀杉、珙桐、紅豆杉等15種；Ⅱ級保護野生植物有桫欏、連香樹、馬尾樹、水青樹等59種。有野生脊椎動物39目132科1080種，其中，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90種，國家Ⅰ級保護野生動物18種，包括黔金絲猴、黑葉猴、云豹、黑頸鶴等；國家Ⅱ級保護野生動物的72種，包括鴛鴦、紅腹錦雞、白腹錦雞、白冠長尾雉、獼猴等。此外，中國或貴州特有種眾多，包括黔金絲猴、貴州疣螈、雷山髭蟾、威寧趾溝蛙、安龍臭蛙、務川臭蛙等。

為了保護豐富的生物多樣性，1978年貴州建立第一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梵凈山自然保護區，之后陸續開展了自然保護區建設工作。截至目前，貴州省自然保護區共有120多個，總面積約1021960公頃，約占國土面積的5.80%。保護涉及了全省90%以上的自然生態系統和85%以上的野生動植物物種，為許多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提供了生存和繁衍場所。

貴州的11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有11種各不相同的情況。梵凈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建立得最早，那時的市場經濟條件還不是很成熟，群眾對自然保護區的理解程度還不明晰，是最容易理順關系的保護區。隨后的茂蘭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也按梵凈山保護區的模式，基本上也是將保護區內的森林都確定為國有林。但隨后再成立的雷公山、習水、寬闊水、麻陽河等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就沒有能像梵凈山和茂蘭那樣處置林權，其保護區內的大量森林都還是集體林。草海保護區更為特別，在成立自然保護區時，除了十幾平方公里的水面未分在農戶手里，其余絕大部分都屬于農戶承包地。隨著水面恢復，農民的耕地變成了湖底，矛盾也就隨之出現。這些國家級的保護區內林地按使用權可分為國有林、集體林和自留山，僅原林業系統管理的7個國家級保護區內林地總面積201906.6公頃，其中國有林面積76897.99公頃，占林地總面積38.09%；集體林和自留山面積125008.61公頃，占林地總面積61.91%。只有梵凈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和茂蘭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國有林所占比例較高，分別是73.83%和100%，但村民擁有國有林的傳統使用權（隱性權屬）。

貴州屬于中國南方集體林區，所建立的自然保護區不可能不與當地社區發生各種各樣的關系。保護區并不是孤立、封閉的堡壘，其內部及周邊都分布有大量的村組群眾。據初步統計，全省僅17個省級以上自然保護區共分布66278戶287174人。其中核心區分布6024戶27008人；緩沖區分布7264戶34747人；實驗區分布52990戶225419人。自然保護區內國家、集體和個人林權交織，當地社區擁有這些土地、林地使用權和林木所有權，或者傳統使用權（隱性權屬），卻被無償劃入自然保護區范圍并被限制利用。由于自然保護區地處偏僻、交通不便，社區群眾貧困程度較深，對自然資源依賴性較強，現階段還面臨生存和經濟發展的急迫需求。

3 自然保護區內社區發展需求

由于當地社區的自然資源既是當地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對象，又是當地社會經濟發展最基礎的物質源泉，這就不可避免地使保護和發展在資源的利益取向上發生對立。建立自然保護區后，相關規定限制了當地社區對資源的利用，客觀的說是制約了經濟發展，故而自然保護區內的村組經濟收入普遍低于周邊其他村組。同時，自然保護區分布在江口縣、習水縣、荔波縣等地，均屬于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因此自然保護區的社區及其村組屬于貧困中的貧困，是最需要扶貧的對象。據不完全統計，自然保護區社區年人均純收入是200元-9500元不等，分布在湄潭百面水省級保護區實驗區石蓮鎮解樂村、新華村和黎明村的人均純收入為最高，為9500元/年；而分布在茂蘭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實驗區的黎明關鄉已隴村久尾村人均純收入為最低，只有200元/年。其中,核心區和緩沖區村民的年人均純收入幾乎全低于全國貧困線標準。這就是人們常常講的生態資源同心圓與貧困同心圓正好重疊了。這不是保護建設應該看到的結果，這是一種不公平的資源分配。

又如草海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不僅將社區群眾林地劃入了保護區，而且他們賴以生存的耕地也因恢復草海濕地的需要而被淹沒在水底。一邊是群眾要生存，一邊是自然保護區要保護，已經不是發展與保護之間的矛盾，而是生存與保護之間的矛盾了。必須承認，這就是草海的現實，也是草海管理難度大的原因所在。曾經一度管理無序，湖面上船只如織，各種魚網一張比一張致密，甚至有捕殺水鳥等情況出現。一方面是自然保護區的相關法律約束，一方面是民眾要生存的權利彰顯，如此，管理者便處于兩難境地，許多事情都處于管與不管之間。

國家為了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修改后的《自然保護區條例》禁止了在保護區的核心區和緩沖區的一切生產活動，這是對生態建設的偉大貢獻。但筆者認為，處于保護區實驗區的民眾本來已經是保護區自然生態的一分子，他們的生產生活已經與保護區的生態系統形成了緊密的關系，將他們從自然生態系統中割裂出來的做法本身就不是生態的。是否可以通過培訓和教育，更進一步地規范他們的活動行為，如通過生態旅游等方式改變他們的生產生活行為，通過政府投入改善他們所在社區的基礎設施和環境保護設施，通過生態旅游這一載體，讓他們作為保護區宣教工作的重要工具，等等等等。真正為他們尋找到一條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路。

有條件的保護區在實驗區有序開展與保護區主題一致的生態旅游，是解決社區發展、實現保護區宣教功能、提高自然保護區知名度和影響力的有效途徑。國內的一些保護區的試點也證明了這一理論。關鍵是這些旅游活動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態旅游。

生態旅游有幾大原則：一是要保證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不得危害生態系統。二是要保證當地社區是最大的受益者，讓他們真正成為保護區的主人。三是要讓游客在旅游過程中增長生態知識和增強生態倫理道德。四是要確保保護區內的建設要與環境協調。

以草海為例，最大問題是老城區的垃圾堆砌和投資商對自然資源的侵占。只要抵制住那些所謂的“發展”，有了正確的政績觀，農村社區反而不應該是大問題。 如果將那些無謂的損耗和投資進行深度整合，嚴格按照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理念發展，在草海禁止了生產性船只的進入，而將觀鳥旅游活動嚴格控制在遠離水體的實驗區沿岸，規范觀鳥行為，禁止垃圾和污水入湖，也許草海會更美。

4 自然保護區社區發展的長遠意義

自然保護區實行核心區、緩沖區、實驗區分三區管理的方式，采取“核心區管死、緩沖區管嚴、實驗區管活”的方針，是在充分考慮保護區的生物多樣性保存功能與生態保護功能的情況下，實現雙贏的一種管理措施。保護區的實驗區，就是用于引導和實施社區優化生產生活方式、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區域。而這種引導和實施，正是自然保護區管理應該做的事。保護區的管理，除了科研監測外，最重要的就是人的管理。而對人的管理，落腳點應該是“理”，即理順各種關系，引導群眾發展。當然也要強調“管”，即嚴格執法，規范行為。

貴州茂蘭保護區、佛頂山保護區等社區發展在自然保護區管理中的體現實踐證明，自然保護區的社區在充分理解自然生態系統的意義和存在價值后，通過合理的方式方法，發展環境友好型產業，對自然資源不會產生破壞，對保護區建設也是十分有利的。當地群眾在自然保護區建設中得到益處，反過來支持保護區的建設，逐漸形成慣性，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處。

自然保護區的終極目標不是把保護區的界線劃得更明確，而是讓保護區的界線變得更模糊，甚至沒有了保護區的界線。真正實現自覺的、有機的，統一的生態綜合體。通過社區發展，真正地體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本文內容發表于《生態文明新時代》，部分圖片來自網絡）